1936年10月，在甘肃会宁，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任务让一支部队渡过黄河，开始向河西走廊进军。多年后，西路军的战斗勇气并不成为主要争论焦点，关键在于这次渡河的真实决策者是谁。西路军常被认为是由红四方面军组成，负责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、援助河东红军，并争取与苏联联系的任务。

河西走廊的作战并不容易，地形狭长、补给困难，同时马家军对当地环境十分熟悉，战斗激烈。西路军很快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中，在古浪、永昌和高台等地区遭遇重创，伤亡与物资供应都不断恶化。与此同时，延安方面正在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。1973年3月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，认为张国焘的行为表现出退却路线和反党行为。政治清算的气氛开始影响人们对西路军历史的理解。

在西路军失败后，毛泽东于1937年12月会见李先念等人时，将西路军的失利归因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，认为他恐惧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，擅自调动部队。此判断被纳入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，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“张国焘路线”的结果，后来被广泛引用。 球友会

但西路军的将领们却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。徐向前、李先念和王树声等人明白，西渡并非张国焘个人的决定。在西渡前，党中央已制定宁夏战役计划，西路军的作战与中央军委的决策始终保持密切联系。

重新审视此问题的是一些亲历者的坚持。1981年11月，陈云与李先念交谈时指出，西路军的渡河是党中央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做出的决定，不能仅仅归结为张国焘的错误。1982年2月，陈云再次强调此事的重要性，并建议李先念整理相关材料。

李先念并未凭记忆撰写，而是查阅中央档案中的电报、命令及相关文件，结合自己参加西路军行动的经历。经过深入研究，他于1983年2月完成了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》，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的命令，始终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。李先念特别强调，西路军渡河与张国焘的个人错误决定是不一样的，前者是中央战略的一部分，而后者则是错误的代表。 球友会

这份说明送给邓小平后获得支持，并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，西路军的历史认识也因此得以修正。然而，历史的修正并未立即完成。1991年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（上卷）》仍含糊其辞，未明确谁下达的命令，这让李先念感到不满。他致信中央领导，指出过去的错误叙述影响了对西路军性质的理解，并在坚持下促成相关党史的修正。

2001年，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会议上明确表示，西路军是遵循军委命令作战的，这为西路军的历史和张国焘的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。对历史的认识需要基于电报、命令和亲历者的实证，重新审视这场战役的决策过程。